魏继友，男，汉族，江苏丰县人，1939年9月出生，1964年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获3项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优秀设计奖及第七届“北京军休榜样”称号。

1967年的一个寻常日子，一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从南方送至西北戈壁深处的酒泉发射场区，打破了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日常。那时，魏继友正在参加航天发射塔的方案论证，出差在外已是常态。他在颠簸与焦虑中辗转七日七夜，终于回到家。

推开家门，病榻上的母亲伸出手，紧紧攥住他，“儿啊，你可来了，再晚几天就见不到娘了。”那一刻，千里跋涉的疲惫与揪心化作无声的酸楚。一个月的假期倏忽而过，离家后的第五天，母亲溘然长逝。收到消息的魏继友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一夜，画图。臂膀上的黑纱静静地垂着，铅笔划过图纸的沙沙声在密闭的房间里持续回响，每一根线条，都承载着无法言说的重量。

透过这段沉重的过往，我们得以推开一扇窗，窥见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图景。无数像魏继友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强国征途上默默奉献，用青春、热血、忠诚和担当，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

“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

“我在工作中的榜样是白求恩，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精神，对我的教育影响很大。”这句话被魏继友铭记终生，也成为他科技报国、为党为人民服务一生的真实写照。

1975年，我国决定在四川西昌建设新的卫星发射中心。按照发射塔设计习惯与工艺思路，一个固定塔加一个活动塔的“两塔”设计是更为成熟与主流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需要为重达上千吨的活动塔铺设百米长的轨道，成本极高。更重要的是，西昌发射中心地域狭窄，活动塔难以达到离开发射中心200米以外的安全距离。

“能不能想一个省钱又有效的办法？”魏继友反复琢磨、小心论证，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两塔合一”，即在固定塔上加装一部特制吊车，兼起吊装火箭、测试与发射保障之职。

由于想法过于大胆，质疑和担心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极端的负责任”化为了一种基于科学、近乎严苛的自信与担当。他的自信源于科学的严谨，而严谨必须用数据说话。没有先例可循，他就自己创造验证条件：他与同志们一起，到北京建筑工地调研、做实验，制作1:20缩比模型；为了解决吊车下降制动时的点头振幅问题，经过无数个日夜的伏案计算，绘制的振动曲线图，与试验得到的曲线形状相同。于是，他向领导报告：“吊车下降制动的振幅，不会超过4毫米。”后来建成的发射塔实测数据，证实了这一断言——实测最大振幅为2.4毫米。

“两塔合一”方案的成功实施，为国家节约钢材1800多吨，还节省了活动塔轨道的土建施工建设费用，共计节约资金九百多万元。这一方案也成为中国航天发射场建设的经典范式，沿用至今。

新发射塔已成功执行多次任务并荣获嘉奖，面对创新带来的喜悦，魏继友没有停下脚步。他以“极端的热忱”投入优化工作。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他重绘液压管道布置图，优化布局，让管线清晰美观、便于维护。他还提出新构想：将多层回转平台的主轴连为一体，以精密加工确保同心，从而解决了工作平台升降操作难题。

这一改进，从西昌到酒泉，从太原到海南，被后续所有重大航天发射场工程采纳，成为新的标准。

“我们的国之利器可以值班了”

如果说发射塔是火箭飞天的起点，那么地下发射井，就是大国利剑最隐秘、最可靠的待命巢穴。东风五号地下发射井的建设，魏继友参与了整整八年。从在帐篷里用被子垫成的“桌子”画图，到看着混凝土艰难浇筑，每一步都走得不易。

1984年1月，“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进场了。

当一切就绪，进入地下发射试验前45分钟准备阶段，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而魏继友与发射队长等6人，逆向深入地下核心。他们的任务，是在最终时刻，确认井内七层共二十六块工作平台的闭锁机构是否牢固。

“收起一块，检查一块。”魏继友描述着当时的动作，“然后从立着的平台侧面爬出来，翻过去，再沿着骨架爬下去。”最危险的是平台之间的转移，需要沿着固定在井壁上、直径仅约210毫米的消防环管道，一点一点横向挪动。

“检查组的同志都为我捏着一把汗。”他说，“下面是钢筋混凝土，火箭在中间，摔下去就没命了。不紧张是假的，但是全神贯注操作也顾不得害怕了……”空气仿佛凝固，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细微的摩擦声。当检查完最后一块平台，从井内撤离时，发射指令已进入最后十五分钟。来到地面时，身上的棉袄早已被汗水浸透。

“……5、4、3、2、1，点火！”

起初是沉闷的轰鸣，仿佛大地深处巨兽的苏醒。“两侧导流槽喷出浓烟与火焰，紧接着，导弹稳稳地从发射井中缓缓上升。”点火画面清晰地刻印在他的记忆中。一个巨大的、闪烁着金属寒光的锥形弹头“破土而出”，仿佛是被一股无形的伟力从地心托举出来。速度由慢至快，烈焰由粗变锐，划破长空的呼啸声，如雷霆万钧响彻云霄。

八年光阴与数千名建设者的艰辛，瞬间化为他夺眶而出的热泪与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国之利剑可以值班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中国承揽了发射澳大利亚卫星的任务。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条件摆在面前：必须在18个月内，建成一个全新的、能发射大型捆绑火箭的现代化发射场。按常理，这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美国人听后断言：“你们在做梦吧！”

1990年7月，魏继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上

“中国军人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一场为国争光的攻坚战就此打响。魏继友和团队在武汉造船厂现场设计，春节无休，每天工作到凌晨，一度累到低血糖、出虚汗。武汉的工人们在盛夏钢板上挥汗如雨，衣衫被汗水浸透。经过“全国一盘棋”的努力，最后提前6天完成加工任务。为了顺利将部件运往发射中心，当通向发射场唯一的铁路和公路被泥石流冲垮时，部队官兵日夜抢修，连续干了两天两夜修通了公路；并以最快速度抢修铁路，用石头砌起新的铁路路基，一个半月完成通车。

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所有的艰辛得到了证明。“没有举国体制，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谈到当年“携手圆梦”的场景，魏继友仍然激动不已。

“依托大海，才能成为永不干枯的浪花”

病房里一片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动厚重资料的声响。魏继友穿着病号服，床上摊开一堆手稿。护士进来换药，看到这景象，不禁好奇地问：“您这住着院，怎么还带这么多功课？”

这是魏继友在为发射塔设计工作编写专著。从1979年动笔，到2006年交稿，这本书，他一写就是27年。1976年，魏继友在设计发射塔时，感到缺少一本参考书。当时，中国航天发射塔架设计领域尚无系统专著，不仅中国没有，连国际上也没有，一切设计依赖于零散的经验和摸索。37岁的他，一个念头在心中生根发芽——立志要为中国航天发射塔架设计，撰写世界上第一本系统性专著。

没有人给他布置任务，但他争分夺秒。病床上、出差的火车上，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见缝插针”地写作。他将几十年积累的实践经验淬炼成八十余万字的理论专著。最终，《航天发射塔架设计》以教材的形式出版，这是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在专业领域内向党和国家交出的踏实答卷。“书稿对国家有用，对青年同志有帮助，我很高兴。”魏继友说。

1991年，魏继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晚上加班

2000年，领导找他谈话：“上级批准你退休了，工作一切照旧。”此后的15年里，从国家重大工程的评审会到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图纸前，魏继友的身影依旧坚定。他曾在家乡14天连作13场报告，将“两弹一星”精神播种在无数年轻的心田，启迪、激发祖国未来的希望。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校园里、讲台上，魏继友的嗓音依然铿锵而嘹亮。他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对我们国家进行封锁、进行核讹诈的气愤；讲述如何在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的带领下，奋发图强、攻坚克难制造“两弹一星”的家国情怀；讲述一代又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在大漠戈壁，“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故事；讲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成了北斗导航系统，建成了中国的空间站，航空母舰下水游弋大海，五代机、六代机在高空翱翔……他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家就是时代的巨人。”他问同学们：“愿意不愿意成为时代的巨人？”同学们齐声回答：“愿意！”

这样，他把老一代科学家不计名利、不怕艰难困苦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化作滋养青年人的生动养分，引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把工作干好，才能对得起党的教育之恩，对得起国家的护佑之恩，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回顾波澜壮阔的航天事业，他说：“个人只是一滴水，集体是一条小河，国家才是汪洋大海。个人只有融入大海，依托大海才能成为永不干枯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