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素英，女，汉族，江苏盐城人，1935年3月出生，1963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水产学会池塘养鱼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水产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等。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全国星火科技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等。

双榆树街道的一间客厅里，几盆蝴蝶兰开得正盛。一旁，91岁的唐素英坐在沙发上，目光追随着儿子罗健手中正在翻看的相册。

采访前几日，罗健记得家中有不少散落的老照片，便将它们整理成册，方便年事已高的母亲回忆过往。

“我是看了这些照片才知道，原来妈妈做了这么多事，取得了这么多成绩。这么多年她从没和我们提起过。”罗健指着照片，感动地说。

“这些照片都和养鱼有关系。”唐素英告诉我们，相册里，或是在房山区的城关鱼场检查鱼的生长情况，或是在日本的鱼塘边考察学习，或是在首都机场满脸期待地接过德国专家带来的镜鲤鱼苗……每一张照片，都是她与鱼相伴岁月的珍贵印记。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淡水养殖专业时，这位九旬老人的答案朴素而温暖：“我喜欢吃鱼，也想着让大家吃上更多、更好的鱼，这就是我的初心。”

对鱼的喜爱，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期待促使她选择了水产养殖这条道路，并在随后的四十余载岁月中将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踏实。

奔波在鱼种改良一线

1935年出生的唐素英，成长在战乱频仍、物资短缺的年代。“在我记忆里，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鱼。”唐素英说，“那时候生活困难，吃鱼也特别困难，偶尔吃到一次，分到的鱼肉也不多，不解馋呀。”

这份对“吃鱼自由”的向往，在1958年有了响亮的回应——23岁的唐素英考入上海水产学院，专攻淡水养殖专业。5年后，唐素英顺利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从此与鱼苗、池塘结下不解之缘。

参加工作后，唐素英很快发现，由于技术落后、品种单一、产量低下，即便在首都北京，城乡居民“吃鱼难”的问题依然突出。她清楚，我国水产养殖行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她决定从鱼种引进与筛选入手。1970年起，已成长为业务骨干的唐素英，开启了四处引种的征程。“只要是听说优质的鱼种，不管多远都要引进来试试，养得好就推广，养不好就淘汰。”听起来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清晨踏着露水巡塘，记录鱼的活动轨迹；傍晚披着余晖取样，分析生长数据；深夜在实验室里整理观测结果，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水温、摄食情况、抗病能力等各项指标。

近5年，1800个日夜的观察、筛选，终于得偿所愿——1974年，唐素英团队率先为北京地区引进团头鲂、罗非鱼等品种，并成功实现其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极大丰富了北方地区淡水养殖的鱼类品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也为唐素英的科研之路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她将引进鱼种的视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1980年起，带领团队将德国镜鲤与国内的荷包红鲤、黄河鲤、兴国红鲤等品种进行正反交杂交实验。9种杂交组合，无数次配比调整，她几乎天天泡在池塘边，并最终筛选出生长快、产量高的杂交1号。

退休后的唐素英，依然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1989 年，54岁的她听闻河南淇县培育出肉质肥厚、抗病性强的淇河鲫鱼，眼睛一亮：“如果能和北京大白鲫杂交，说不定能解决北京养殖鱼类抗病性差的难题！”

想到这里，她立刻叫上徒弟盛竹梅，登上了前往淇县的绿皮火车。“那时候火车挤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取了鱼苗返回北京的路上，唐老师一路站了十几个小时，怀里还紧紧护着装鱼苗的水桶，生怕颠簸伤了鱼苗。”盛竹梅至今记忆犹新，“夜里11点多到站后，她没顾上喝一口水，先把鱼苗安全送回研究所的试验池，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这份坚持与认真，是唐素英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也是她从事淡水养殖近三十年始终未曾松懈的行为准绳。

让老百姓吃上更多好鱼

1973年，中国籼型杂交水稻让老百姓填饱了肚子。水产所池塘里，同样进行着杂交实验。唐素英盯着水面，许下心愿：“一定要让老百姓吃上更多好鱼！”

自德国镜鲤杂交实验启动起，催化和孵化就一直是鱼苗们的“生死关”。盛竹梅介绍道：“下午打针后鱼会狂跳，稍不留神就窒息”。于是，唐素英带着年轻的徒弟们，日夜守在孵化环道旁。灯光映着池面，蚊虫围着脸颊转，指尖被鱼鳞划破也顾不上擦，深夜就裹着潮湿的工装在简易棚里打盹。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不同鱼种的催产试验必须同时进行，控制变量对比生长速度。短时间内加倍的工作量，唐素英和团队成员更是长在了实验室，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几番连轴转下来，她们终于培育出兼具国外鱼种生长快、本土鱼种适应性强优势的杂交1号，肉质鲜嫩、产量可观，一推向市场就深受养殖户和消费者青睐。

1982年首都机场唐素英（左二）及外国专家引进德国镜鲤鱼苗交接

解决了鱼种问题，唐素英又把目光投向了养殖模式的革新。当时，“大粪养鱼”是国内主流的淡水养殖技术，池塘角落堆积的鸡粪、青草发酵后散发着刺鼻的酸腐气味，池水浑浊不堪，浮游生物产量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规模养殖的需求，静水养鱼的产量一直卡在低位。

“能不能不依赖外来鱼种，靠优化养殖环境提高产量？”唐素英蹲在池边，盯着水里不同水层活动的鱼群苦思冥想。她观察到，有的鱼喜欢在水面摄食浮游生物，有的在水体中层捕食，还有的在池底啃食腐殖质。“既然鱼的习性不同，何不让它们‘各居其位、各吃其食’？”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中成型：以鲤鱼为主养品种，搭配鲢鱼、鳙鱼净化水质，再辅以自主研发的全价颗粒饲料，形成 “高密度投放+水质生物调控+全价颗粒饲料投喂”的综合养殖模式。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她一次次调整鱼种搭配比例、优化饲料配方、监测水质变化，蹲在池边记录数据的时间越来越长，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的老茧也越积越厚。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套创新模式让静水池塘的亩产硬生生从几百公斤提升至1500公斤，打破了“静水养鱼产量低”的魔咒，也破解了高产与生态平衡的矛盾，为我国静水池塘高产养殖提供了可行路径。

“遇到难题就解决难题，没什么可说的。”面对科研路上的无数次失败，唐素英总是轻描淡写。但那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会说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红本本上，烫金的字迹熠熠生辉，映着她晒得黝黑的面庞、沾满塘泥的胶鞋，更镌刻着一位水产人对百姓餐桌的深情与担当。

言传身教的“鱼师傅”

认真负责、事业心强，是唐素英刻在骨子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身边的家人和同事。在儿子罗健的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一次凌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母亲匆匆离去的背影。

20世纪80年代，唐素英在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那时候我还小，半夜被雷声惊醒，就看到妈妈猛地从床上爬起来，抓起雨衣往头上一罩，踩着积水就往外冲。”罗健说。

她的冒雨还是为了鱼——六月的天气开始炎热，虽是夜晚，池塘水温仍还保持着白天的温度。突然闯入的冰冷雨丝搅动池塘泛起水花，带走了池塘内白日蓄积的热气。看似正常的冷热交替，对池塘里的生物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温度的波动导致池塘内水体溶氧量骤降，鱼会因缺氧上浮、翻肚，出现令每个养鱼人都难以接受的“翻塘”景象。忧心忡忡的唐素英自然无法安然睡觉，夜半淋雨出门成为她的下意识反应。

常年与鱼打交道，唐素英不仅成了研究所里公认的“鱼专家”，更成了周边养殖户眼中能解燃眉之急的“鱼大夫”。不管是鱼病诊断、鱼种搭配，还是养殖技术难题，只要养殖户找上门，她都有求必应。

而在更年轻的徒弟和学生面前，这位“鱼专家”“鱼大夫”，则有了另一个身份：“鱼师傅”。对于自己习得的经验，唐素英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盛竹梅大加赞赏自己的“鱼师傅”：“唐老师特别有亲和力，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对我们也是言传身教，毫不保留把一切都教给我们。”

“我也没想到，退休之后更忙了，跑的地方更多了。”唐素英笑着说。退休后的十余年里，她的“办公室”搬到了京郊和天津的各个水产养殖场，养殖户的电话成了她的“工作指令”，日历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去的养殖场地址。北京和天津的池塘边，唐素英的身影又活跃了十余年。

九旬高龄的唐素英，早已把鱼刻进了生命里。那些池塘边的日日夜夜，那些鱼苗跳跃的鲜活瞬间，那些老百姓餐桌上的鱼香，都是她最珍贵的勋章。尽管头顶国家级、市级奖项的光环，唐素英却始终淡然处之。对她而言，“我做的事情就是养鱼，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好吃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