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岁月烟尘，脚下自元朝形成的街巷正焕然一新，置身于挂满了葫芦的廊架下，北京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六条社区的居民李健感慨：老北京的味道，又回来了——

私搭乱建的棚子拆了，杂物挪了，栽了葫芦、串儿红、凌霄花，四合院绿藤垂直挂……屈指数来，李健对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来身边的变化很高兴，“前一段对小巷进行大扫除，还从废旧杂物中，发现了福康安府的金丝楠木荷叶墩、嘉庆二十二年的老城砖。”

北京，中国人民自豪和向往的精神地标，一个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的殷殷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北京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提出明确要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去年以来，北京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建立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着力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带给群众更多获得感。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催生北京市“1号改革课题”

建城史3000多年，常住人口2170万，市辖区16个，伴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北京成长为超大型城市。治理大城市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北京也不例外。

随处可见的细节折射着治理的难度。在西城区和丰台区交界线上，有一处违建的两层楼，三分之一属于西城，三分之二属于丰台。108个房间，租住了近300人。不仅嘈杂扰民，安全也成了问题。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没有开展前，各部门“叫腰腿不来，叫腿腰不来”，一直没有拆除。

这也是当下城市管理面临的共性问题。“横向部门合力不足，‘五指分散不成拳’；纵向基层力量不强，‘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群众家门口的事情解决不及时，群众不满意。”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这样总结道。

对北京而言，基层治理还面临特殊的困难。“一方面，驻地主体多元，隶属各异，层级跨度大，统筹协调难；另一方面，首都无小事，事事连政治，社会各界对首都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求更高。”张革说。

如何贯彻落实好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指示精神，推动解决首都城市治理难题，成为摆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市民面前的一道重大时代课题。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2016年5月，平谷区金海湖镇发生了严重的金矿盗采事件。为了解决盗挖盗采屡禁不止的问题，平谷区实行了新办法：谁发现问题谁负责“吹哨”，相关部门人员立即赶到现场，集体“会诊”解决。这在现实中显现出良好效果。

“平谷探索”引起了北京市委的高度关注。2017年9月，北京市委常委会在专题审议全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时，决定将平谷区及其他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总结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作为2018年全市“1号改革课题”，向全市推广，并在16个区的169个街乡进行试点。

北京市委强调，“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核心要义是，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形成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减负扩权，让街乡党组织当好“吹哨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街道乡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是社会治理中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节点重要，作用关键。

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街乡党组织有能力吹哨、吹好哨？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长期以来，街道内部的科室设置偏重于“向上对口”，面向群众的服务针对性不强；强调属地责任，区职能部门通过“漏斗效应”，将大量的事务工作“漏”到街道甚至社区，导致基层工作“原来是个筐，现在是个缸”。“街道、社区越来越忙，但为民服务水平却没有质的提升。”东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说。

既要下达“过河”的任务，也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着眼于让街乡“轻装上阵”，承担起吹哨之责，北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着力强化街道乡镇党工委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功能，使街乡吹哨有职、有权、有依据。

首先是做“减法”，推进街乡明责瘦身。

全市梳理制定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职责清单，将职责明确为党群工作、平安建设、城市管理等6个板块111项内容。其中，街道“负责”“承担”的主责主业约占24.1%，其他均为“组织”“协调”“参与”“协助”部门的职责。全面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职能，使其能够更好履行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

为推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向社区延伸，对社区也实行减负。全市完善社区工作清单，严格社区工作准入事项。目前，已取消市级各部门下派的社区工作事项150项、各类社区评比达标项目25项、社区工作机构27个，使得社区有更多精力为民服务。

与此同时，做好赋权提能的“加法”。

北京规定，街乡对重大事项有提出意见建议权，对辖区需多部门协调解决的综合性事项有统筹协调和督办权。各区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作为街道自主经费，根据基层需求灵活运用。整合各类资金，捆绑打包下放到社区，使基层党组织挺起“腰板”。

改革实行后，基层干部有了“畅快”之感。昌平区回龙观龙泽苑社区党支部书记伊然说，现在虽然更忙了，但却没像以前感觉那么累了。大家有更多精力去走走马路、串串楼栋，听听居民遇到的问题，帮着来解决。

这并非改革的全部内容。

除了让街乡“腾出手”，北京还启动街道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从原来以“向上对口”为主，改为主要“向下对应”，9个区28个街道按照“6办+1纪工委+1综合执法队+3中心”基本模式，综合设置各类机构，提高工作效能。

一词之变，解决的是街道职能虚、职责偏、机构滥、资源空、效率低的问题，带来的是服务升级。“这有利于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石景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晋秋红说。

改革开启了街乡工作新局面。街道乡镇党（工）委成为统筹区域治理、有效联接各方、协调指挥有力的坚强“轴心”，也使得部门报到有了平台依托，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过去走进东城区东四街道的胡同，头顶上交织着的各种电缆线，像蜘蛛网一样。“由于涉及不同的公司，哪怕给墙上的电箱挪个位置，街道社区既找不到‘债主子’，也没有自主权，更没精力去管。”东四街道党工委书记荀连忠说，现在，街道社区不仅可以及早发现问题，也可以利用赋予的权力，启动吹哨程序，组织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条条块块融合，“哨响”人就到

“牛师傅，您来啦！”每天西城区广内街道核桃园社区居委会一开门，家住社区4号楼的退休老党员牛宝林就来居委会院内的养老照料中心“报到”。下棋、听曲儿、品茶、吃午饭，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在寸土寸金之地，居民能有这个场所，得益于区域化党建的推进。广内街道党工委发挥区域党建统筹职能，与辖区单位公交集团保修三厂采取共建方式，将一栋三层共15OO平方米的楼房，打造成核桃园党群服务中心。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先后引入德馨照料中心、善果照料中心等六家机构以及志愿者，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毫无疑问，城市治理光凭部门的“条条”，很难达成目标。精细化最终要在街乡“块块”上体现，但街乡处于行政序列末端，如何才能吹哨管用，哨响人到？

在纵向上，北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促进街乡和部门拧成“一股绳”——

北京市明确，街道乡镇对区政府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考核结果，占被考核部门绩效权重的三分之一左右。区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领导人员任免，应事先征求街乡党（工）委意见。执法部门常驻街乡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工作人员日常管理和考核由街乡党（工）委负责。

这改变了过去“管的不用、用的不管”的弊端。“现在开会不需要动员，只要把目标和方案提出来，大家就能各司其职。”石景山区金顶街道党工委书记佟纪光说。

在横向上，北京大力推进区域化党建，把属地党组织资源统筹起来，同下“一盘棋”——

目前，北京市区、街乡和社区（村）普遍建立了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机制，区、街乡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下一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同时，全市9175个法人单位党组织回属地街乡报到。通过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目清单，推动条条和块块双向用力，辖区党组织共商区域发展，共抓基层党建，为基层多元共治注入动力。

党建“主线”串起大格局，从条块分割到相融共生，城市治理的整体效应得到提升。

“广大居民期盼的就是要干的。”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区域，老旧平房区停车难，成了居民的烦心事。街道党工委连吹了“四声哨”：第一声哨，吹来了产权企业支援了土地使用权；第二声哨，吹来的是区规土委、区市政管委，对土地资质和审批给予支持；第三声哨，吹来了市属国企，解决了建设经费；第四声哨响，吹来了区园林局，拉走渣土，平整了土地。最终，新建成功88个停车位。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走进石景山区八角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辖区内的各类环境秩序问题都反映在大屏幕上，工作人员正通过视频和网络系统实时接收网格员上报的各类问题信息并进行处理。

“我们轻易不吹哨，只有涉及多部门解决的复杂问题或突发事件才吹哨，一旦吹哨就要把哨吹在关键处、紧要时，保证街乡吹哨更响亮见实效。”八角街道负责人表示。

基层治理问题种类多、原因多样，实践中，北京市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吹哨内容：针对环境整治、垃圾堆放清理等“吹好日常哨”，围绕违法建设拆除、背街小巷整治等重点工作“吹好攻坚哨”，围绕消防、防汛等“吹好应急哨”，并实行逐级“过滤”、分级处置。

在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街乡，一批乱搭建、乱停车等百姓身边的烦心事得到解决，一批菜场超市、公园绿地等便民利民设施相继建成。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原来投诉反映最多的没人管，现在感受到有人办。”不少居民这样说。

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乡，问题就地解决，“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这种简约高效的机制，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密切了基层党群干群关系，为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探索了新路径。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共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127个，调整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473家。拆除违法建设3751.3万平方米，占全年计划任务93.7%。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